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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从人口移动数据看长三角内部组团化发展

时间:2020-01-11 03:14作者:admin打印字号:

注:联系强度表示基于地形构成的组团联系强度与图1中组团内部平均联系强度之比。联系强度>1表示组团内部联系较为紧密,联系强度<1则表示组团内部联系较为稀疏;下同。

(1)行政壁垒的消除离不开体制机制的保障

(4)区域联盟对城际组团的塑造作用有限

(3)城际互联互通离不开文化的交流融合

提升交通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是深化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保障。长三角应当着重加强江淮丘陵、浙东丘陵、皖南山地、皖西-大别山地等地区内部交通的互联互通,依托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克服地形阻碍,以此来促进更大范围内的跨区域要素移动,构建一体化综合的交通运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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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区域联盟规划双管齐下。一方面,充分做好中央顶层规划的政策落地工作,避免区域联盟的泛化和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做好衔接和协调工作,注重强强联合和强弱协调,不仅主动对接顶层规划,而且各地需结合自身发展基础,自下而上地开展一系列跨区域合作。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其次,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也可以加强或巩固特定区域内的联系。比如,不同的方言强烈塑造了区域的文化认同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极具特色的“温州话”促进了该地区商业网络的扩张和温州企业家群体的成长。

图1 基于人口流动的长三角内部组团化发展

第一种是特殊的历史地理背景所致。如天长位于安徽-江苏交界,在唐宋时期便是扬州的一部分,且空间更为临近,虽近代隶属安徽滁州,但与扬州等江苏城市等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从基于方言的文化认同来看(表2),中原官话主要分布于长三角北缘,不同于长三角内其他方言,对黄淮地区的组团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化支撑作用。类似地,以吴语为纽带的吴越文化也同样深刻影响着长三角中部组团化发展。其中,以瓯江片、台州片等相对较为晦涩难懂的方言片对城际要素流动的约束作用更为显著。

从地形要素来看(表1),苏南、东南沿海等平原地区由于便利的交通可达性,更容易形成一体化发展的城际组团。而皖南、皖西-大别山、浙西等山地和丘陵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内部联系较少。

(4)区域联盟的构建离不开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引导

跨边界城市的产生不仅得益于自身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更有赖于政府的积极作用。通过宏观体制机制的保障,以区域整体利益为本,方能逐步打破地方发展中以竞争为导向的城际关系模式。通过制定长三角区域性的政策法规,尤其注重加强和保障江皖、浙皖协作发展,逐步完善跨区域的合作机制。

表2 文化要素对城际组团塑造的影响

研究基于2014年长三角内部5350千万条微博签到记录,读取出78万条城际日常移动轨迹,基于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识别出长三角内部城际发展组团(即组团内部城市间具有密集联系,组团之间联系相对稀疏)。研究共识别出长三角中心、北部、西部、南部4个子区域共14个组团(图1)。尽管组团识别方法是单纯基于城际联系的拓扑结构,并未考虑地理临近因素,但生成的组团结果却表现出完全的地理临近性。总的来看,中心子区域跨越了江浙沪边界,构成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核心,体现了上海与苏州、无锡等城市的紧密联系。除此之外,其它子区域基本未突破省际边界的束缚。从具体组团结构来看,地形特征、文化分割、行政边界及规划的区域联盟等均有所反映。例如,温州都市区组团彰显了“瓯越文化”的凝聚作用,徐州-连云港-淮安-宿迁组团体现出“黄淮平原”的历史纽带。

受到诸如地形复杂、文化多元、层级性行政分割等因素的影响,长三角历来存在区域内部组团化发展或破碎化的问题。伴随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密集的城际要素流动深刻重塑了长三角的区域形态,形成了内部联系更为密切的组团化发展模式。区域内部组团化发展为更大范围的一体化发展提供基础;同时,组团间又形成了新的壁垒,成为长三角区域协同的阻力。为了摸清这种组团化态势,我们的研究从人口移动的大数据分析出发,厘清长三角内部组团化发展态势及形成原因,以期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首先,尽管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得地形条件对社会经济流动的束缚不再像工业革命以前那么显著,但山地等特殊地形要素的影响仍然存在,且地形一致性固化的情感纽带仍影响了城际要素流动。

(作者张维阳系华东师范大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明园晨晖学者,陈硕系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报告参考了作者发表的“Regional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ity daily mobility”一文的部分内容,研究参与人员还包括 Ben Derudder,王江浩、沈伟)

(3)文化认同强烈的区域更易加强城际联系

(2)城际要素的自由流动离不开交通设施的支撑

研究发现尽管部分组团为多省份城市共组,但整体来看行政边界壁垒仍显著存在。综合来看,跨行政边界的城际组团(图2)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同时,鼓励和支持私营部门间成立区域联盟组织,发挥市场的能动作用,通过成立高校、企业、非盈利组织等战略联盟,加强跨区域的多层次多领域协作,逐步发挥区域联盟的协同共建作用。

文化背景对人们身份的认同与城际要素流通具有显著影响。长三角要想实现真正的一体化同样需要逐步形成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以共同的江南文化为根,平等尊重区域内不同文化,寻找其中的相似点和共通点,通过促进区域间文化交流融合,并在文化和教育中凸显“长三角人”的身份,不断增强长三角各省市的整体和主体认识,以此逐步提高文化认同感。

表1 地形要素对城际组团塑造的影响

如《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所述,“阻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政壁垒仍未完全打破”,行政壁垒仍被认为是塑造区域内部组团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地形、文化等自然、经济、社会等因素也影响了长三角内部破碎化发展。

第三种是经济发展实力的体现。如张家港、江阴和宜兴虽隶属苏州和无锡,但凭借出色的经济表现,对上级所隶属地级市的依赖较弱,相互之间形成了更紧密的组团。

【专题】长三角议事厅

长三角内部组团化发展的塑造因素

(2)山地和丘陵地区对要素流动的限制作用明显

“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图2 长三角城际组团中跨行政边界城市分布

第四种是核心城市带动,以及交通区位优势的综合体现,主要表现为上海与周边城市的密集联系组团。以上四类“跨界”模式也反映了自发的城际、省际间要素流动与“跨界”的紧密联系仍较为薄弱。

第二种是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如巢湖的“跨界”就是行政兼并的产物。巢湖原地级市被分为三部分,其中居巢区更名为(新)巢湖并入合肥市,但实际上与芜湖等城市往来更加频繁。

(1)行政壁垒显著存在,跨省际要素流动任重道远

再次,各级政府推行城际组团化发展战略,以获取区域协同发展的正外部性;因此,近年来激增的区域联盟或规划的组团也对城际要素流动产生潜在影响。研究从以上四个方面,基于定量分析技术,解析了长三角内部组团化发展的形成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研究分析了长三角内部多个区域合作联盟,发现联盟内部要素流动的联系强度普遍低于我们研究根据人口流动实际自动生成的城际组团的平均联系值。这促使我们反思遍地开花的区域联盟组织是基于紧密城际联系基础而形成的还是为了经济利益的“强制联姻”,也促使反思区域联盟的建设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城际要素的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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